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二)影响评价导向的法治评估 影响评价导向的法治评估是评估的具体实践过程中，以特定的法治发生影响为评价对象，通过具体的评估测量手段，探索性发现法治对于法治系统之外政策、经济和环境等的评估。法律的滞后性也指立法滞后性，是指制定出来的法律与社会现实存在着一定的脱节现象，不能够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
法律途径的价值诉求则是宪法的诚实和公正、正当法律程序、实质权利、平等保护、公平，认知模式是归纳性案例分析、演绎式的法律分析、反复辩论程序等。这里判断一词的内涵有别于逻辑学中与概念推理相并列的判断的含义，而与思维的含义相近。[2]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治理指标项目、世界银行的世界治理指标、国家政策与制度评估、治理与反腐败诊断调查、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Metagora项目等政府治理绩效内容也多有与法治评估相关的内容。公共行政效能可以用成本—效率的基本分析手段评估行政过程资源投入产出效果。(一)法治评估是评价主体目的性活动 法治评估是特定的组织、个人、群体通过一定的测评手段和技术，认识法治的基本状况和发展水平的评估活动。
{15}(P40-41) 公共行政的发展必须要求行政与管理学的结合，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认识法治评估对于公共行政发展的有效建构作用。前者主要关注的评价对法治系统外经济、环境等影响，从而对法治系统内部的具体制度要素进行相关的调整和配置。也就是说，共同因素的想象可以从内部促成共同体的形成，而不同因素的想象也可以反过来从外部促成共同体的形成。
再次，既然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最大的共同体，那么，也就不存在一个共同体可以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成相对的关系，即不存在外部的自共同体与他共同体的关系。而没有确定性的自由也与被抛弃和被丢失无异。人类命运共同体因并不存在他共同体与之相对而没有外部关系，只有内部关系。事实上，普适性价值从字面上理解，指称的就是全人类共有的价值，并不是西方国家特有的价值。
一是共同体中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但是，把国家看作是建构的共同体并无不当。
人类共同体最早见于血缘共同体，一种以血缘关系而联结的私人生活共同体。共同体的内部关系，也就是共同体与个体的法律关系。从语词结构上分析，共同体有不同的表述形式。也就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价值共同体，它早就已经存在，但作为实体共同体，它并不存在。
因为，联合国并不是所有国家的联合，只是大多数国家的联合，还有个别国家或地区至今没有加入。事实上，社会本身就是由不同的共同体所组成。国家可以因不同的目的而与其他国家结成不同的共同体，如欧盟、东亚协作共同体、北美自由贸易共同体、联合国等。 2017年1月19日，习近平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上，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提出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则有所不同。而这些他者所居的环境，在自共同体看来，就是一个或几个他共同体。
以血缘共同体为例，虽然它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自生自发性，可并不完全排斥人为缔结的因素。共同体的关系有两种，一是共同体外自共同体与他共同体的关系。
共同体对于个体的要求，是共同体延续的保证。在这种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模仿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比如，工会作为工人的共同体组织，其建立的目的和存在的意义就是维护工人权益，工会本身没有目的。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当且仅当对普遍人性的承认为前提才能成立。这就决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在逻辑上不可能存在外部关系，它只有内部关系一种。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个体只是人类，完全以人为中心。
进入专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化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说，关于语言，最重要之处在它能够产生想象的共同体，能够建造事实上的特殊纽带（particular solidarities）。
经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检索，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词发表的论文数，自2015年以来就呈现出逐年急剧上升的态势，2015年58篇，2016年199篇，2017年834篇，预计2008年将突破1000篇。全球化 国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的阐释有一个过程。
2017年10月24日，中共十九大正式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 人类的公共共同体生活在亚里斯多德那里，又可称之为政治生活。
工具性共同体的主体动机和目的完全是外在的，因而这种共同体本身没有目的，它的目的只在于维护个体的利益。所谓评价性意义，就是概念指称的是对事物自身情况的评价，它传达的主要是言说者对某事或某现象的评价，表明的是言说者对事物情况的好恶情感，以及赞赏或不赞赏的态度。在人际交往中，共同体是一个人的资信标志和识别符号。因此，共同体建构的目的也就反映了某些个体或全部个体的利益诉求。
在血缘共同体中，是否有共同的血缘，其实有时候并不重要，是否承认有共同的血缘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在联合国框架内，作为个体的国家机器，其地位非但没有得到消弱，反而可能得到强化。
可以这样说，忠诚与保护是个体与共同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最为简洁的表述。区别是为了同化，而同化也是为了区别，两者都是基于维护共同体自我运转的目的。
而如果我们坚持使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那么我们也就坚持了它对于组织手段的排斥。共同体最强烈的感觉，可能来自那些发现他们集体性生存的前提条件受到了威胁的群体。
不过，时下人们所热烈讨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是在前一种意义上使用的，而本文基于讨论的时代背景，也是从前一种意义来阐述。失去共同体，意味着失去安全感。最初，因为人口有限，自然资源的无限丰富性，保证了人类对于大自然的和平共享。因此，共同体建构工作一旦完毕，共同体就会反过来要求个体对于共同体的服从，以维系共同体的存续，这当然符合共同体的自然正义。
而个体意识也只有寻求与共同体意识一致时，才能被共同体所接纳。正如哈耶克所说，即便是那种以人造的规则为基础的秩序，也可能会具有自生自发的特征。
因此，有通过所有的斗争、‘狼来了的呼叫和武力威胁，置身于一个共同体的感觉和成为一个共同体的感觉，才能一直萦绕在心而不会消失。确定性总是要求牺牲自由，而自由又只是以确定性为代价才能扩大。
因为，这种秩序的特定表现形式将始终取决于诸多情势，而这些情势则是那些规则的设计者所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因此，两分法的有效性，当且仅当两个概念的区别性质具有绝对意义时才能成立。
